有一則前蘇聯的政治笑話：一位音樂家剛剛結束演奏會，坐上火車趕往下一個城市。他在火車上閑來無事，掏出樂譜，自己反復揣摩。克格勃馬上就盯上了他，并把他逮捕了。克格勃審訊他：“你是哪里的間諜？那個密碼本上寫的都是啥？”音樂家為自己聲辯：“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間諜，那個樂譜是柴訶夫斯基寫的。”克格勃意味深長地看了音樂家一眼，轉身走出了審訊室。過了十分鐘，他又回來了：“我勸你還是老老實實招吧，柴訶夫斯基都已經招了。”

這就是經濟學里說的“囚徒困境”。假設兩個小偷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分開審訊這兩個犯罪嫌疑人。他們如果都不招，警察拿不到確鑿的證據，可能拘留幾天只能放人。如果兩個人都招，量罪判刑，他們得坐兩年牢。但如果一個小偷招供了，坦白從寬，可能會發生把他釋放，剩下那個嘴硬的，抗拒從嚴，關他十年。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的均衡解是兩個人都招供，這并不是對小偷而言的“最優”結局，但由于不敢相信同伴，兩個小偷都選擇了背叛。

“囚徒困境”講的是信任別人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是很難的。相信別人的確不容易，但現實世界比“囚徒困境”的預言樂觀很多。沒有合作，我們的社會都難以維系。那么，合作是如何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