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新總理莫迪把日本選為上任后訪問的首個全球大經濟體，而且時間長達四天。兩個年齡相差四年又四天的人在四天里多次會面，又是熱烈擁抱又是簽署多項雙邊合作協議，考慮到兩人的諸多相似之處（民族主義色彩強烈，擁有較高的民意支持率，都志在振興經濟），兩國的共性（相似的政治價值觀、都熱烈追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以及兩國的諸多互補之處（日本有印度需要的技術與資金，印度有日本想要的市場、勞動力與生產基地），引發日印兩國與歐美媒體驚呼連連，甚至有媒體認為日印走近對亞洲的影響將比肩中國崛起與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兩國將以自身模式告訴亞洲國家：中國模式并非國家富強的唯一模式。

真的如此么？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說明幾個問題：兩國的潛力何在？有何不足？兩國在克服這些不足發揮潛力上能做什么？

印度的發展潛力來自英語、源自英國的法律體系與比較穩定的政局等方面，但最大潛力在于年輕的人口結構。影響印度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有：聯邦制、種姓制度、約3億的文盲人口、低下的行政效率，但最大的不足是印度教所蘊含的哲學理念：轉世信念所導致的向內心尋求生命意義與生活幸福感。這種生活哲學促使人不怎么追求物質生活的豐富。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成功有特定的原因：較高的識字率（2001年就達到70%），自古以來當地人就有經商與航海的傳統，種姓制在當地的影響相對較弱。對于追趕型國家來說，單一制比聯邦制更有優勢。莫迪在一個邦內施政，并沒有觸及聯邦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