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勸告潘佩珠寫出這些苦難故事。
這是1905年的橫濱,他們都是客居此地的流亡者。一位來自中國,一位來自越南。他們無法對話,卻可以用筆談溝通。他們都成長于一個儒家文化傳統,然后目睹著這套文化與政治系統的迅速崩潰。中國淪為了被瓜分之國,而越南早已是法國人的殖民地。日后的潘佩珠被稱作越南的“建國之父”,不過在他生前似乎不過是個焦灼、不斷失敗的逃往者與囚徒。
是戰勝俄國的新聞,將這位越南人吸引到日本。彼時的日本象是一塊磁石,令所有的被西方侵犯與侮辱的落后地區倍感鼓舞——黃種人戰勝了白種人。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似乎代表了一種嶄新的發展模式。而在日本國內,一股泛亞主義思潮正在興起,日本的政治人物與知識分子們發現,盡管他們以新強國的面目出現,西方卻并未準備接納它。既然無法打破種族的鴻溝,一群日本人開始鼓吹亞洲的內部聯盟。這注定也是不平等的聯盟,倘若門羅主義宣稱“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日本人期望“亞洲是日本的亞洲”。不過,這也造就了意外的聯結網絡,東京與橫濱成為了各種異端的聚集地,他們在此思考、爭辯、結社,試圖尋找到一條拯救各自國家的新道路。日本既是他們通向新世界的窗口,又給他們提供了暫時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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