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坦布爾，抗議者想要綠色空間，并獲得享用葡萄酒的權利。在圣保羅，街頭抗議者要求擁有舒適的公共交通并打擊警察腐敗。這些抗議者的訴求可能不同，但近期這些騷亂的內在動因基本上一樣。新興世界的政治體制跟不上經濟和社會急劇變化的步伐。緊張局勢不會很快消失。歡迎來到騷亂時代。

乍看之下，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的抗議者與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憤怒的群眾沒有什么共同之處。前者的憤怒是針對挑戰世俗自由的威權總理（盡管他是經選舉上臺的）。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奉行伊斯蘭主義，這與城市中產階級的社會自由主義相沖突。而巴西“快閃族抗議”的催化劑是公交車票價上漲，以及巴西政府斥巨資舉辦足球世界杯和奧運會，卻未能改善巴西人的公共服務。

這些國家爆發的抗議有別于阿拉伯世界反對獨裁者的騷亂，與中國、俄羅斯等國政府面臨的挑戰顯然也沒有什么相通之處。土耳其和巴西是民主國家。在此之前，土耳其一直被塑造為阿拉伯世界的榜樣——將多元文化和經濟活力與伊斯蘭教義融合起來的典范。在經過一個世紀未兌現承諾之后，巴西越過了潛在大國與真實大國之間的界限。在這兩個國家，數千萬人擺脫了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