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對拿破侖的癡迷最嚴肅的一本書誕生于一個德國集中營。1940年初，荷蘭歷史學家皮特?蓋爾(Pieter Geyl)寫了一篇關于波拿巴如何被法國歷史學家的后續世代所看待的文章，并將其投稿給一家期刊發表。在5月的德國入侵后，盡管他“沒有寫過一句關于希特勒的字”，這篇文章被一位擔心春秋筆法的編輯退回給了他。

蓋爾是一個過于挑剔的學者，不會使用粗俗的類比。他將明確表示“對猶太人的迫害在拿破侖的體制中沒有任何類似之處”。但是當他在那年9月在鹿特丹進行這篇文章的演講時，觀眾對他列舉的拿破侖的缺點作出了知情的笑聲：清算自由新聞媒體；削弱任何有意義的代表機構；蔑視知識分子；將意志行動作為自我崇拜的對象；假設國家榮耀必須在戰爭的屠殺中鑄造，以及其邏輯推論，對軍事擴張的貪婪欲望；將人類視為他的榮耀工廠的磨盤；對數百萬生命的冷漠，尤其是對自己軍隊的生命；在事情出錯時總是傾向于責怪其他人而不是自己。

然而，盡管蓋爾盡了最大努力不直接談論時事，黨衛軍還是來找他了，表面上是為了報復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對德國人的虐待而將他作為人質。在布痕瓦爾德，他度過了13個月的時間，觀眾們繼續發笑，但蓋爾開始起草他的杰作《拿破侖：贊成與反對》。它的主題是：歷史是一個“沒有結局的爭論”。